臣闻晋都金陵，非吴比也。元帝以帝王之子孙，自琅邪藩邸而来江东，荀藩等推为盟主而翼戴之。其位号既正，而石勒以夷狄之奴隶，污蔑中原，其丑其恶，十倍于曹操。江东臣子奉帝子之义兵，而以顺攻逆，宜乎其易与也。然石勒乃五胡之魁猾，而附之以石季龙之骁暴，东郡之战，死者十馀万人，无一人敢婴其锋者。独惟范阳祖逖，捕蛟不敢少遗馀力。谯城之役，大破勒军，蹴勒于黄河之外，使之势穷情屈，而讲和之书迭至于豫州之麾下，毡裘之气盖索然矣。当此之时，因其解驰怠纵之隙，而推锋越河，以扫除其遗类，岂不快哉！夫晋之君臣，其庙谟廷议，殊拂人意。逖才一胜，未及再举，而刘隗之谋遂起于中，致使戴若思仗节以临之。以逖之慷慨英发，勇于进取，而乃受若思之节度，甘于羁制，竟以愤死，则是石勒未尝损一金，而反间已行于殿陛之间。如刘隗者，乃公遣若思而假其手，以为石勒之刺客也。措置之谬，一至于此！曾谓江东宰相有如王导，而无一言以救其失欤？请移刘隗之罪以罪王导。且夷狄之入中原，前晋者未尝有也。自刘、石唱乱，蹂践诸华，中原之父兄子弟望而惊逃，中原之州郡牧守闻而扼腕，莫不欲折其脊而齑粉之，以快其愤。而孽胡之暴，卒未能得其便。谯城之战，幸而胜之，是时元帝即位之初年也。天下之所观望，人心之所激昂，正在今日。导为江东宰相，固宜乘此机会，力请大驾，起江南侍卫之师，而席胜渡江，出寿春，向谯城，以为祖逖后距，则逖之声势益振，而义师之盛气自倍，继而声逖之胜，以激四方勤王之师。以一檄移山东，使曹嶷、慕容廆之徒自青、兖至；以一檄移关西，使张轨、司保之徒自秦、凉至；以一檄移河之东北，使刘琨、郭默之徒自并、冀至。四方豪杰知帝之龙旂鸾辂近向河南，必将云合响应，会于辇下，以助逖之进，扫除胡羯而修复旧都，当自谯城之胜始。惜乎以导之相晋，其谋谟才略号为江左夷吾，而夷吾之相齐，至于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者，导不能勇为之。当元帝即位之初，四方征镇环起而望之，不幸中原割据，道路梗塞，一闻旧君之子，因义师之胜，进幸中原，则其为响应，与齐桓公之时，何啻十倍？岂意导之相晋，曾莫通为之。当逖既胜之后，勒之势穷情屈，正自可乘，而导终不能勉奉亲征之驾，出建康以向谯城，徒欲今日檄四方以讨石勒，明日檄诸镇以会河南。河南之城，晋之陵寝在焉，晋之子孙且不勇往，而但以空言号召天下之师，四方征镇谁复至者？致使逖之在河南，犄角无助，独以一身搏战于雍丘之前，而又轻从刘隗，俾之引浇薄无功之人以沮轧之，此何为者邪？逖存而河南存，逖亡而河南亡，晋人之所以沮逖者，乃所以弃河南也。故逖死未几，而石勒之兵俄遂寇河南，围谯城，置王阳于豫州，驱祖约于寿春。已而郗鉴以邹山之军退保于合肥，卞郭以下邳之军退保于盱眙，刘遐以彭城之军退保于泗口。逖之一死，虏难益炽，犹之决一世之金，以纵逆河之暴于洙泗之间，非但河南之地，无以坚凝，而两淮保障亦因以动摇。勒之剽悍，因得以再窥江东门户于一重之外，而终元帝之世，竟为不讨之雠。盖以其即位之初，有可乘之会而不乘故也。夫人君即位之初，实足以耸动天下之心，而河南之捷，又足以大鼓义师之气。席胜除残，正在此举，而晋人甘自弃之。彼刘隗不足责，则非导之责而谁责欤？抑尝论之，元帝之渡江，实王导本谋，而导之所营则建康而已，吞沙之寇，滔天之雠，屏之江外，若无预吾事者。方勒之南寇襄阳，军中大疫，死者大半，其疲弊可乘矣，而导不乘；已而退屯葛陂，天降淫雨，三月不止，其饥困可袭也，而导不袭；张宾谓其欣于敌去，必不以奇兵掎击，盖足以窥见导之肺腑矣。然尚有可诿者，是时虏人方且奄至江外，胜负未交，长驱席卷，势亦有所未便。乃若逖之于河南则不然，设奇制胜，敌势已挫，而勒方且退保襄邑，致书通好，而欲遂讲和，其窘盖可知矣。大合勤王之师，以乘其败怯之馀，此固可以为万全之举，而导亦未尝少主其议，何邪？意者导之相晋，专务姑息，才得江东，帖然无事，以延岁月，便足自慰。藩维之在江外者，但欲羁縻而已，非真能翼戴人主，合诸侯而一天下者。观其平日行事之迹，如王敦杀周顗而导不能救，庾亮召苏峻而导不能止，卞郭不赴国难而导不能戮，郭默辄害刘嗣而导不能问，一时诸将如贾宁等辈多不奉法，而导终不能惩。以此观之，则导之为人，盖偷安茍且，徒欲每事姑息，以全其金陵建国之功，而初不知外合诸侯、内兴王师，以为恢复中原之计。此刘隗之徒所以得行其说，而使祖逖几成欲就之功遽尔中辍，可不为之痛哭流涕也哉！呜呼！阃外之谋、与朝论不协，则有为之功，动多破缺，由古以来，每每如此。而谯城之胜，尤为可惜者，盖以元帝即位之初，天下有可合之势，而甘自弃之故也。乃今真人抚于东南，九州四海皆所属心焉。冠剑大臣密赞庙谟者，宜视此为鉴，以进江东既胜之师，以慰天下苍生之望。

吾枕戈待旦，志枭逆虏，常恐祖生，先吾著鞭（《晋书·刘琨传》）。

逖为豫州刺史，薨，时君柩未旋，郡寇围城，冲橹既附，城将降矣。勇士五百，抚戈同泣：非祖侯之为，吾谁为死？并力齐赴，卷甲宵起，遂陷坚阵，负戈而反（《御览》三百三十六）。

敌国相图，必审于彼己。将强敌弱，则利于进取。将弱敌强，则利于自守。违此二者而求成功，难矣。东晋渡江，以江淮为境，中原虽屡有变，而南兵不出，出亦无功，皆夷狄自相屠灭而已。石勒之死也，庾亮为北伐之计；石虎之老也，庾翼为徙镇之役。皆无成而死。及苻坚之败，谢安父子乘战胜之威，有席卷之意，终以兵将奔溃，无尺寸之得。其后宋文自谓富强，以兵挑元魏；梁武志于并吞，失信于高氏；陈宣乘高氏之衰，攘取淮南：皆继之以败亡。何者？东南地薄兵脆，将非命世之雄，其势固如此也。方石虎之毙，中原大乱，晋人皆谓北方不足复平，而蔡谟独以为忧。或问其故，谟曰：「夫能顺天奉时，济六合于草昧，若非上哲，必由英豪。度今诸人皆不办此，必将经营分裂，疲人以逞，才不副意，徒使财殚力竭，终将何所至哉？吾见韩卢、东郭俱毙而已矣」！至哉此言！实当时好事者之病也。自江南建国，惟桓温东讨慕容，西征苻健，兵锋所及，敌人震动。及宋武破广固，陷长安，所至荡定，有吊伐之风。此二人者，诚非常将也。然桓温终以败衄，不能成大功；宋武志在禅代，未能定秦，狼狈而返，而况其下者乎！惟晋元帝初定江南，未遑北伐，祖逖言于帝曰：「晋室之乱，非上无道而下怨叛也。由藩王争权，自相诛灭，遂使戎狄乘衅，毒流中原耳。今遗黎既被残酷，人有奋击之志，诚能奋威命将，使若逖等为之统主，郡国豪杰必有应者，沉溺之士喜于来苏，庶几国耻可雪也」。帝以逖为豫州刺史，使进屯淮阴。逖兵力甚弱，乃铸造兵器，招合离散，稍诛锄叛涣，复进据谯，然未尝为深入计也。石勒遣兵攻逖，逖辄就破其众。每于兵间，勤身节用，礼下贤俊，怀抚初附，专在恩信接人，不尚诈力，故人争为之用。自黄河以南尽为晋土，虽石勒之强，不敢以兵窥其境。逖母葬成皋，勒使人修其墓，复遣使通好，且求互市。逖不答其使，而许互市，通南北之货，多获其利。方将经略河北，而帝使戴若思拥节直据其上，逖怏怏不得志死。盖敌强将弱，能知自守之为利者，惟逖一人。夫惟知自守之为进取，而后可以言进取也哉！